尋找導師——學術、社會、人生

某一天的某一刻，我突然感受到沉重的懊悔和愧疚。

解決了眼前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卻發現只是在完成系統的治標而已。這其中，又有多少問題是自己想解決的，又有多少問題是有真正價值的、非滿足系統性指標的呢？

那一刻的感受，也讓我覺得有了透徹的感悟，以及系統性的決策標準。也許這樣的思緒和充足的睡眠有關。前一晚的睡眠質量較高，屬於近幾年中難得的放下瑣事，主觀上牴觸壓力之後的睡眠，大概是如此，從而讓大腦有了充足的休息而可以在這一刻高度激活吧。

許久前在推特上看到一個段子，大致意思是“當你的員工開始思考人生的時候，他們離辭職就不遠了”。我覺得這個段子相當具有觀察力以及深度。更大的原因是我當下也在準備辭職，然而思考最多的問題便是自己之前做了什麼，有沒有價值。我更為認可的是這個段子背後隱藏的事實：一份讓人執迷於手上的瑣事而無法抬頭看天的行業，工作，社會環境，是不會有多少人“辭職”的。這正是當下中國社會、中國人的寫照。甚至可以說，這是中國文化幾千年的寫照。也許這樣指名道姓地批判中國文化又會被人指摘偏頗，但當今世界上又有多少超級人口的社會大群體依然生活在類似奴隸制的環境下呢？

正是因為我們從來只會低頭“做事”，“掃門前雪”，所以我們組成的群體，形成的社會，產生的文化才會如此不公正卻恆久。這裡的低頭做事其實包括兩個典型現象，一種是“人在做天在看”、“悶聲發財”的幼稚膽小和短視自利，另一種則是坑蒙拐騙，爭做朱門的低智社會達爾文主義。

多少年來，我們被不公正的少數人決定的制度所箝制，卻默默忍受這一切，並逐漸接受這樣的不公。我一直都認為，被國人奉為最公平公正的統一高考制度是最明目張膽地彰顯其不公平公正的科舉選拔制度。但幼稚的我卻沒想到，凡是中國人染指的體系，全都是如此。什麼樣的蠢才會理直氣壯地叫囂，一個有特招、分數優惠政策、以權尋租名額、以及政治審查的考試制度是公平公正？更不必說，由於教育資源分佈不均，也就是說窮人的教育資源很少的社會環境下，將所有人拉回最低標準是什麼公平作法？這是名副其實的共產作法。外加所有經理這個教育體系的人都需要荒廢一半的青春在毫無價值的政治洗腦理論上，以及將人格交付給師範院校畢業的那一群最認可這個機制並在其中享受指揮50個未成年人的權力感的最“卷”的優秀畢業生。接受這樣的教育就是我們命運多舛的開端。

在這樣的教育中，我們被迫接受痛苦，然後被說服這就是社會，然後告訴自己只有按照規則做事才能減少痛苦。不論是遙遙無期的享受生活，還是先苦後甜論，都有非常大的社會基礎。這一大群人將自己囚禁在習得性無助的社會實驗中，從夾縫中找到荒謬的科層制來自我安慰和自我滿足， 例如年齡——熬過去就好了；熬過來有成就。

當然，無權投胎的我們也不具有膽識來拒絕這樣的教育，這是客觀上的無奈。一切都在運氣，以及後半輩子的機遇和膽量。這也許就是為何巴金的冷嘲熱諷愈加顯得貼切：這片土地上人們的思想配得上他們所受的苦難⋯⋯他們以為，只有痛苦才是真實的生命，而快樂只是一種幻覺。這是我迄今見過最詳細的對於“活該”二字的解讀。

經歷過這一切預製人生的洗禮後，可悲的是，我的生活竟然傻逼一樣地被這份工作攪得團團轉，生活的所有內容圍繞工作展開，喜怒哀樂都源於工作。我不僅差點臣服於這個機制，並認為這是正常的——僅因為身邊的人皆是如此。

讓我懊悔的是，一直沉迷於社會學的科研技術手段的我，忽略了中國學術圈這個社會縮影。我真正地意識到，技術不過是達成目的的手段，然而這個目的在這個圈子裡也有了別樣的內涵。和我從小接受的國產教育一樣，即使在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科研體系中，中國人染指的管理機制下，一切都是為了結果和指標。付出1000%的努力，或者100%的努力，或者10%的努力，都不重要。只要能出結果，誰人會在乎付出？於是合作成了博弈，付出是勾心鬥角，收穫是一哄而上，失敗則成了暗暗自喜。久而久之，甚至不需要再論證，如今已經形成的這套體系，則是小聰明至上，虛偽至上，坑蒙拐騙至上。

對於個體來說，尤其是大多的年輕學者，成就感竟然來自於自我折磨後的寬鬆，享受那舒一口氣的釋然，而不是個人興趣的達成。這和另一個段子不謀而合：中國人喜歡被管著，一天一頓打換成三天一頓打就會感激涕零。我們在努力爭取的不是成果，而是在後頭的好日子。就這樣日復一日地重複勞動，把精力全部花在人際關係、勾心鬥角、跪舔權貴，以及毫無價值的財務和人事管理上，最後用還落得用虛偽的方式來歌頌自己的科研學術成果。沒想到，手操世界頂尖複雜工具和方法的最強大腦們，在人格上竟然也是如此簡單。

放在以前，我曾天真地相信學者們大多是正直但懦弱的，雖然不會主動挑戰權勢，卻不乏堅守自己的象牙塔的老實人。而當下的學者們，除了虛偽和勢利之外，更膽怯於五十步笑百步而將這個惡性機制滾雪球般地不斷做大做強。所有的新來者，都會迫於形勢而做出一小步妥協，例如將一坨屎一樣的數據寫成一個意義深遠的文章（p-hacking），然後由於自己做了虧心事而不敢去批判更大的惡人，例如偽造數據或者竊取他人成果之人。之後呢，便逐漸原諒更大的惡，例如“雞頭”（那些不學無術卻借用權勢操縱手下年輕學者為自己出成果之人），甚至更大的惡，例如明目張膽吹牛、騙取科研基金和捐款、不合理使用或者挪用這些錢的政客型學者。聽著耳熟？這不過是骯髒政治的縮影而已。在國人學者圈中，這不過是向“成功人士”學習的成果而已。這樣的現象，竟然和倒地的老人無人扶的中國特色不謀而合，也實際上證明了，所謂高智商群體並沒有提高的道德水平。

即使是單純的人，也全然不知自己在迎合權勢。在學術界，院校領導就是權勢，期刊主編就是權勢，同行評審員就是權勢，這群人形成的做事風格就是權勢。幼稚地告誡自己這就是學術標準，這才是最大的蠢。正因為我們手握教育大權，卻全然不知將這種惡一代代傳承下去。

也許你會說，有些人就這樣，有些人就那樣，社會就這樣⋯⋯這些存在即合理的客觀主義的確是客觀的存在。但另一個客觀存在便是，我們都是活人，都是有限壽命下的一具微不足道的走肉。這群走肉中，還竟然有一大群聚在了一起，他們同意個體差異，尊重個性，並擁抱多元化。他們，還竟然生活得比這群同質化的群體更有尊嚴。